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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精神和商品经济

名牌信息网 发表日期:2017-02-04

关键词:革命精神 商品经济 

[导读]某种道德风尚的发育和发展既同一定的经济形态相关联,又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般常识

作者:张景芬

某种道德风尚的发育和发展既同一定的经济形态相关联,又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般常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人之特性及社会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塑成的。他同时认为自己是“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者,政治学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以此说明不同领域所坚持的不同标准,以同决定论相区别,并按此思想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一、商品的社会性格

贝尔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曾引起极大兴趣。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只要动态地运行于世,必然会大面积地感染大众行为,以及由此而及的社会道德风尚。以经济而论,一定的经济形态总是伴随着某种社会“性格”。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社会推行的是产品经济政策。从概念上讲,产品经济是由社会而不是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以联合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个人劳动变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产品不需要经过交换而直接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它以群体为本位。这种经济形态的社会性格是“无我”的,因此,“无私奉献”就成了产品经济的基本道德要求。但是,产品经济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才有的经济秩序,完全不适合中国低生产力的现状。因此,这种所谓“高”道德,反而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低效率稳定,甚至“假大空”的泛滥,走向了道德的反面。

而当今推行的商品经济则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商品生产是专门为交换进行的生产,商品交换是商品的互相转手和让渡。商品,即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在交换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经济形式的社会性格是“有我”的,毋庸置疑,“自我实现”乃是其道德要求及导向。商品经济之社会导向在文化上的表现,即是用个体本位取代群体本位。个体不同于个己,是一中性名词,即像英文中individual一样,不含褒贬。不仅如此,西方思想家还把以个体性(individuality)为根基的个体自我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of self-hood)视为西方世界生存与发展的三大原则之一,另两个原则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世界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的信念。若把个体性向反面推向极端,则是egoism,表示唯我主义,乃一贬义词。

《圣经》中“马太福音”有“使富有的更富有,使没有的更没有”这段话,被西方称为“马太效应”,奉之为发展经济的圭臬。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亦有之,《老子》中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据此,“天道”乃劫富济贫,“人道”为掠贫成富。这同“马太效应”的精神完全一致。不过,古代哲学家老子是崇尚“天道”的,因为他紧接着上面的话说:“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不光道家,中国的儒家也崇尚类似天道的平均思想:“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佛教崇尚简朴,也不同于西方的“马太效应”。总之,中国的传统思想同西方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仅从表面看,天道尚平均而可人意,人道崇差别而违人心。然而,“天道远,人道迩”,“天道”只是在理念上获得了“崇高”,实际上并不符合当今世情。现阶段的中国只能奉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即只能行“人道”,如此方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承认差别,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期带动其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传统的平均思想也许可以平衡由过度经济膨胀而带来的世界危机。

二、市场不是战场

对于中国而言,上一个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有中外之间的主权之争,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权之争。即使是开放改革以来的公私双方产权之争,在体制尚未有根本性突破的前提下,依然带有革命的深深的印痕。建国以来为了避免所谓贫富分化,在农村批判“发家致富”,全面推广高级社;为了“共同富裕”,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大办人民公社;批“资产阶级法权”,在城市幻想取消八级工资制以及废除货币和分工等,都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这些,在战争结束不久的革命余温里, 尚可凭热情在短期内维持襁褓中的新生政权,一旦社会生活正常化,必然同社会公正发生牴牾。如果说,由“资产阶级法权”所决定的人之间的差别有剩余价值的转移,从根本上说可能“剥夺”了弱者,在人际关系上有那么一点“残酷”,那么,由平均主义所导致的“劫富济贫”即剥夺强者,则压抑了人们的原动力,从根本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效率,则来得更“残酷”。

当前,市场经济风快地主宰了社会经济的运行,市场经济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了。现今人们在市场上的流行话语是:市场如战场。有些企业把企业发展方略称作“战”略,把生产叫“会战”,还打出若干标语口号:“集中火力,打一场歼灭战!”“占领战略制高点,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等等。

如果仅诉诸于感觉,市场与战场仿佛有类似的外表形式:二者都存在同对手之间的竞争,竞争过程中都处于急如星火的紧张状态。二者都需要把握时机,都千方百计捕捉时机:战场是战机,市场是商机,把握和捕捉时机都须有领导者超凡的灵性,否则稍纵即逝。二者都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在战场,时间就是军队;在市场,时间就是金钱。战场和市场都有风险,如果度不过风险,企业可能破产,军队可能覆没。二者都注重人才,因为人才决定战场胜负和商场盈亏。战场的人才激励原则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市场的人才激励原则是:不想做总经理的员工,不是好员工。

但是,市场不是战场。

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早期,差不多可以用战场原则来比附市场竞争,因为当时的社会对财富的攫取是通过战争、抢劫、剥夺、征税或其它敲诈勒索等手段来实现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正常化,当代市场竞争可以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可以实现双赢,尽管竞争双方所获利益的多寡有所不同。

战场双方是敌对关系,不能并存;市场双方可以是竞争合作关系,以获双赢。战争是破坏性的,是你死我活——毁坏生产力;商务是建设性的,是互惠互利——发展生产力。生命的流程是不可逆的: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就永远地牺牲了;而在市场上,破产之“产”还存在,亏损的资本可以复活,可以被重组为另一种形式,继续充当经济运行的血液。战场是生死线,市场是贫富线。战场的动力基于仇恨——民族仇,阶级恨;而市场的动力则基于冷酷的理性——利益。生命无价,战场上的战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其行为是“无我”的,其价值观是无私奉献;商品有价,市场上的商客由于利益驱动,其行为是“有我”的,其价值观是自我实现——因为最终要实现商品的自我价值。

从文化意义上看,当今开放改革所形成的文化导向,同百余年来的中国风气正相反对。或者说,革命与建设,战场与市场,奉行的完全是相反的原则。西方的经济管理专家也认为,“在涉及商业企业的管理问题时,选用军队来比喻是不高明的。首先,用军队来比喻就是要假定有人显然是获胜了,而另一些人则彻底失败了。在企业界,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其次,……人们是靠类比来解决问题的,用军队来作类比,使人们在解决任何问题时,会只考虑很有限的几种办法,会只想到很少几种方式来组织他们自己。”

不能把战场原则盲目推广于市场,虽然战争年代也有大生产,以及相应的供给制分配方式。但,那不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常态,只是暂时的临战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所产生的超然的道德形式不是永恒的,更不能引导市场和商品经济,尽管那种“超然”是美好的。当然,市场经济不是打仗,更不能搞运动,不能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而应按照产业理性的规范,循序渐进,协调发展。

三、革命精神的价值

这个题目本身就不很确切。因为革命精神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价值标准只适合于非常狭窄的经济生活领域。

前几年,有的学者发表了《告别革命》一书,革命,是否应该告别?能否告别得了?按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观点,社会是一种特殊存在,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现实。革命,不是主观上可以告别得了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诸种因素相促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革命,作为一种已经形成的文化,它不是是非(right or wrong),而是事实(reality),只能客观地面对、接受和评价。

社会学把人的存在状态分别划分为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甚至哲学人(Paul Radin,1957)、理念人(Lewis A·Coser,1970),各个领域各有其为人的标准。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只是经济生活的一个标尺。价值,只适合于经济生活领域,其它领域对价值一词的沿用,只是取其比喻意义。在经济生活领域,社会人、文化人、理念人等虽然也以“经济人”身份,通过自己的劳动从社会获取报酬,但这一“经济”活动,只构成其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在此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非货币可衡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空间。从历史上看,这两个领域的活动部分地也沿袭了某些商品经济准则,但更多的,其伦理规范和思维准则大量地来源于文化传统,也包括革命精神。例如集体主义,公而忘私,舍生取义,坚韧不拔等等。商品有价,情义无价,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置生命于不顾,完全超越了经济规则。物质不灭,革命虽然过去了,而由革命精神所产生的忠贞、诚信等,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为经济伦理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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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名牌信息网   编辑: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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